大米粒

沈从文当年曾把北京城做过一番幻想：“北平实如一大花园，警察数目与待遇，均宜与花匠相等。警察局长最好为一戏剧导演或音乐指挥，其次则为一第一流园艺专家，不必属于党系人物；警察受训，所学宜以社会服务、公共卫生及园艺学为主课；保甲则多兼公共卫生之医生，服务热忱如传教士。工务局长宜为一美术设计家，因对公共工程过于求好，竟常常赔出私财，改造路灯；教育局长则为一工艺美术家，因之于市教育预算上，特别有一项支出，即鼓励学生从事工艺品制造奖金，曾受市议会议员弹劾，幸经说明，始告无事。”他提出，“北平首宜有一治哲学，习历史，懂美术，爱音乐之全能市长。”梁思成若能担任北平市副市长，“实中国一大光荣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《城记》 王军

充满文学性的想象我也有过。一位治哲学，习历史，懂美术，爱音乐之全能市长，唯宋徽宗赵佶和李煜堪胜此任吧。从历史事实上看，一个在文化艺术方面全能的管理者，在政治经济方面却是无能的。当年的临安、金陵真是个艺术之都，如今的北京更注重经济发展。一个城市到底应该更艺术还是更经济呢？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应该更懂艺术还是更懂经济呢？就不能有两全其美的方案和人才吗？如果说，过去的北京需要发展经济，现在的北京需要保护文化，就不能将两者统一到一个时间和空间坐标下吗？

艺术家与经济学家双重背景的管理决策者似乎是可遇不可求的，那不妨组成一个两方面兼顾的专家顾问团帮忙出谋划策。梁思成和华南圭早先同为营造学社成员，后又都是北平都市建设计划委员会筹委，两人互有接触却秉持不同观念。拿梁思成自己的话说，一个是建筑师，一个是土木工程师，一个具有人文气息，一个更注重实际效能，本不司同职，但完全可以在城市规划上合作共事以发挥互补作用。可事实没能如愿，双方提出的方案存在重大矛盾，各自又坚持立场，使得决策者陷入必定要择用其一而又左右为难的境地。这又是一次艺术与经济的碰撞抉择，仍然没有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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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似乎应该感谢城市现代化带来的便利。如果将北京城墙完全保留，城内三千多条胡同怕是难以通车，难以实现更多现代化的，昔日皇城根脚下的人们的生活将大为窘迫。但我们也不能忽视，以北京城墙为代表的古建筑的破坏拆除是这座城市文化的巨大损失。北京已沦为二流的香港，失掉了自己的灵魂，古建筑被打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成为仅供人瞻仰的死文物。城中心的CBD、金融街无非是一个个为了拉动GDP的经济项目，也许在一百年以后也能成为古建筑而得到重视，但更早的古建筑呢？一个城市的文化脉络被割断，会有种被抛向空中等待下落的危及生命的不安和恐惧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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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城记》还未看完，我的思绪也屡屡出现断篇儿。

在我看来，北京应该从一开始就应抛弃发展生产，建成现代化都市的目标，而专注建成历史文化大花园，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旅游城市。

在我看来，城市是不应该有规划的，在市政交通方面可以适度规划，但在城市功能方面不须刻意规划。遵循自然规律和大众选择。城市应在缓慢的节奏中变化发展，切勿大修大建。

在我看来，城市人口不宜超千万，城市规模不宜过大，紧凑而低密度的人口才是宜居的城市。